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反应，是对外隐瞒汪出走的消息，动用各种途径劝其悬崖勒马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严重打击中国抗战的一件大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将事情的影响降到了小?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获得汪精卫私自飞往昆明的消息，大为意外，“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①22日，蒋介石已从龙云的电报中知道，汪精卫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谋和。

　　对于汪精卫出走的严重性，蒋介石极为清楚，在日记中思考，“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蒋介石预计中的这些连锁反应一旦发生，一贯反蒋的地方军阀、党内亲日势力，都将随汪投敌，导致抗战阵营分裂。

　　但直到这时，蒋介石还期望能制止汪精卫的进一步投敌，因此处处留有余地，称“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首先，蒋介石一再掩饰汪精卫意图投敌的真相，免致其骑虎难下。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辩白，“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蒋介石亲自致电张季鸾，希望《大公报》的报道汪时“宽留余地”，“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之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②

　　其次，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发表任何宣言。一向主和的胡适在信中说，“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长期追随汪的郭泰祺说，“此时无论如何，请公勿公开主和，免敌人谓我间政见不一而乘机挑拨。”③

　　另外，蒋介石让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以示中国不会同日本停战议和。

　　劝说失败后，监视汪系人物，拉拢地方军阀，使响应汪者寥寥无几

　　对于各种劝说，汪精卫并不为所动，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法纪律，危害党国案”。蒋介石主张温和办法，先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给予警告，但其他与会者大都要求严厉处置，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不过因蒋介石“力加阻止”，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在蒋介石看来，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

　　同时，蒋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④汪精卫拒绝出国后，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敌步伐。

　　蒋介石劝阻汪精卫投敌失败，但通过一系列举措，防止了更多人追随其投敌。1939年初，军统奉命监视还留在后方的汪系人物，“(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员之言论行动;(乙)注意中央与地方军政人员有无与汪勾结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学沛、陈树人、陈克文等，均秘予监视，并翻拍照片……”其他，如称赞汪出走“魄力伟大”的中政会秘书范苑升、暗中“为汪担任交通职务”中华海员工会委员李凯臣等数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监视的名单上，让他们没有机会投汪附逆。⑤

　　至于地方军阀势力，在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后，张发奎、薛岳、白崇禧等致电中央，要求惩办汪的卖国叛党行为。龙云在汪精卫由昆明赴河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态度暧昧，是当时有可能响应汪的地方军阀。蒋介石遂命多次与汪精卫合作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警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声明“拥护抗战到底，指斥和议”。⑥

　　在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下，汪精卫只好于1939年4月从河内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⑦至此蒋对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同时，利用日方的和谈计划，虚与委蛇，拖延日本对汪伪的承认

　　投敌后的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而日本却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的招降，这就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迟迟不肯在外交上承认汪伪政权。

　　1939年11月底，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义，实为军统工作的曾政忠商谈“和平条件”，是为所谓“桐工作”。军统当时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历时4天，然后“宋子良”回重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

　　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为等重庆回复，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与“宋子良”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经周佛海力争，日方答应组府时间迟不超过3月31日。日方终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在“还都”名义下，伪国民政府建立。⑧

　　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于实现“蒋、汪合作”，再推动“和平”，“桐工作”并未就此终止。军统伪造委任状、蒋介石亲笔文件等，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要求“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或叫汪出国,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计划”失败。对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蒋介石大为满意，称赞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后，又有“钱永铭工作”。钱永铭时任香港交通银行董事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装谈判，让日方颇为重视。1940年10月16日，影佐祯昭与汪精卫见面时说，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会有所延迟。对于重庆方面的意图，周佛海看得极为清楚，称“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向日本施展阴谋，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事实如其所料，谈判毫无进展，日本只得在11月30日正式与汪伪政权“建交”。⑨

　　由于中国方面对“桐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拖延了8个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认汪伪的同一天，美国方面发表声明，申明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并给予1亿美元贷款。这意味着国际局势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1日;②孙彩霞：《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③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17、218页;④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17页;⑤唐润明：《汪精卫出逃后军统对汪系人物的监视》，《民国春秋》1997年第2期;⑥蔡德金：《汪精卫与龙云》，载于《讨逆集》，兰州大学2005年，第141页;⑦《严斥汪逆兆铭卖国投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8，第127页;⑧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⑨(日)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钱永铭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