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多子多福观念似
2019年03月24日 栏目：生活
儒家文化圈 多子多福 观念似乎已经消失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有句名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显然，他是强调后天的社会文明和制度对人的自由具有束缚作用。我们姑且不评论他的后半句，即就前半句而论，也是大有问题的。 人是生而自由的 ，到底是 生育者 自由还是 所生者 自由呢?亦或二者都自由呢?
对于生育者而言，初的生育行为只是一种自然行为，谈不上自由不自由。对于动物界而言，把后代生下来并不意味着抚育的。动物界的生育行为受本能支配，动物不能够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行控制，因而我们可以把动物界的繁衍生息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动物性的行为不能称为自由，那么卢梭所谓的 自由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罗素看来，卢梭是浪漫主义的巨擘，并非理性主义的旗手。浪漫主义对于现实具有反叛意识，但却缺乏理性蓝图。卢梭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写出了《爱弥儿》这样关于儿童教育的传世名著。可是，当他说 人生而自由 的时候，却放弃了自己对于孩子的抚育，亲手把自己的5个孩子送进了孤儿院的 枷锁 中。
由此可以看出卢梭对自己的生育行为是不负的、缺乏深思熟虑的。假如他能够明智地进行生育决策，而不只是写下那些动人心魄的文字，又何必等到生下孩子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进孤儿院?难道孤儿院对孩子的成长比家庭更好吗?难道孤儿院收留大量的孩子不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吗?谁来承担类似卢梭这样的不负的生育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呢?
本文不是特意批评卢梭，而是因为卢梭的生育行为反映出一个重大的现代问题，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为什么从历史上的普遍超过5.0的生育水平，下降到了现在的低于2.1的低生育水平?
显然，造成低生育水平的原因并不是人类生育能力有如此剧烈的下降，更主要的是由于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生育行为的理性的革命性变化。这种生育革命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就像时间之箭一直向前(图1)。高收入国家已经长期持续处于低生育水平状态，中等收入国家的生育水平也大大降低，只有低收入国家仍处于较高生育水平状态，但也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Source：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对现代社会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社会，生育水平越低。当然，这是平均而言。实际上，在高收入国家之间、中等收入国家之间都存在差异。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高收入国家，它们的生育水平却有较大差异。年，美国的TFR(总和生育率)为1.88，英国也是1.88，德国只有1.43，法国1.98，意大利1.43。当然，虽然它们TFR高低不同，却同样是低生育水平国家，同样面临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公共问题。
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性
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基督教文化圈还是儒家文化圈，都无法抗拒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接下来的问题是：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现代性。现代性主要通过七个机制在起作用。
种机制是人口城市化机制。城乡分割的工作制度削弱了家庭照料功能。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涌入城市工作，比如中国2亿多流动人口，其对家庭影响，一方面，流动家庭失去了农村大家庭照料的互助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工作制度的刚性化减少了流动家庭照料时间。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低生育水平。
第二种机制是市场时间与家庭时间替代机制。传统家庭的家庭内时间比较多，现代家庭则越来越倾向于把时间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孩子照料是高度时间密集型的，因此市场时间替代家庭时间的结果是生育数量的减少。
第三种机制是性别平等机制。过去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逐渐被抛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迅速上升，直追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是近百年来的世界趋势。20世纪初，鲁迅发表了一篇演进《娜拉走后怎样》，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女性解放运动主题。娜拉在开始的时候，满足地生活在家庭里，有一天突然觉醒了，发现自己实际是丈夫的傀儡，而孩子又是自己的傀儡。于是她希望逃离家庭，打开门走了。娜拉出走象征者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现代家庭转型的开端，家庭少子化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第四种机制是贝克尔机制。这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贝克尔提出的。他认为现代家庭在时间和经济预算约束下，宁愿培养高质量的少量孩子，也不愿生养很多低素质的孩子。用孩子的质量替代孩子的数量，结果自然是家庭少子化。
对人类的生育前景不必太悲观
低生育率的不利后果是明显的，从许多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就可见一斑。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在近十几年来纷纷出台家庭支持政策，大同小异，种类繁多。归根到底是希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解决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
从政策实践的效果来看，这些政策对提高生育水平可能有一定作用，有些国家的生育水平有所回升，比如德国的生育水平在年只有1.4，到2014年开始回升到了1.5的水平。韩国在2009年的生育水平曾经达到1.1的超低点，现在回升到了1.2。但许多超低生育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效果甚微，无法改变人口塌陷的大趋势。日本在2015年回升到1.5的水平，但2016年有回落到了1.4的超低生育水平。
为什么情况会这样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提出一种 理性的铁笼子 理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演进趋势是 工具理性 逐渐取代 目的理性 ，表现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就是技术合理性和官僚制越来越占上风。我们可以把生育水平的下降过程看作是个人和家庭逐渐被装入 理性的铁笼子 的过程。
那么，我们对生育前景是不是就一定是悲观主义的呢?笔者认为不必太悲观。生育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人类行为，在人口爆炸阶段，生育的负外部性可能更多一些，而在人口塌陷阶段，生育的正外部又更多一些。在人口塌陷时期，经济的均衡无法单独实现，而是需要实现经济与人口的一般均衡。也就是说，经济均衡不仅包含市场均衡，也包括市场行为与非市场行为的均衡，即市场与家庭的均衡。这种均衡可能是多重均衡，它取决于局中人的选择行为。在人口和经济演化的一定阶段，人们可能重新形成共识，建立新的激励结构，进而防止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和社会衰败。因此，虽然个别国家和社会可能暂时陷入人口和经济衰退的陷阱，但从人类整体来看，我们不必担心掉进低生育陷阱无法自拔。孔子说：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诚哉斯言!
